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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龙山汉碑与华佗仲景

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(常山郡)境内,有封龙山、三公山、白石山等几座北方名山,山上有三块汉碑——《祀三公山碑》《封龙山颂碑》《白石神君碑》,现被收藏于封龙山书院旁边的汉碑博物馆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(常山郡)境内,有封龙山、三公山、白石山等几座北方名山,山上有三块汉碑——《祀三公山碑》《封龙山颂碑》《白石神君碑》,现被收藏于封龙山书院旁边的汉碑博物馆。这三块汉碑反映了极不平凡的岁月,其背后涉及的政治风云,也飘过了华佗张仲景生活的天空,对他们以及中医学本身产生了影响。

封龙山汉碑的历史背景

在古代“三公”是很高的职位,周代以司马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,或以太师、太傅、太保为三公。西汉时以丞相(大司徒)、太尉(大司马)、御史大夫(大司空)合称三公。东汉时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合称三公,又称三司,总揽军政大权。大山用“三公”为名称,足见其身世不凡,具有神秘的力量,祭祀祈求风调雨顺,立庙刻碑就加深了这种信仰。《左传》说:“国将兴,听于民;将亡,听于神。”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。东汉时,汉明帝派张骞通西域,引进佛教并在河南洛阳建白马寺,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,也造成了众神信仰的逐渐泛滥,为道教创立埋下伏笔。

封龙山汉碑的不同文字,提供了难得的证据。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(164年)的《元氏封龙山之颂碑》,又叫《封龙山颂碑》。那年医圣张仲景大约14岁,他自称“余素尚方术”,而当时方术最显赫的人物是河北巨鹿的张角。

此碑讲述了皇帝恩准修缮神祠,隆重祭祀的事情。第二年,汉桓帝发动了诛灭宦官的斗争,把宫廷斗争演化到非常激烈的程度。此前的延熹四年(161年),汉桓帝下诏关内侯、虎贲郎、羽林郎、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,用钱可以买,这不仅让贪污合法化,也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。延熹十年(167年),汉桓帝大赦党人,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,分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三府,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。这年腊月36岁的汉桓帝突然病死,第二年12岁的汉灵帝即位,那时张仲景18岁。

东汉隶书碑刻《白石神君碑》,俗称《白石山碑》。立于汉灵帝(刘宏)光和六年(183年),当时医圣张仲景33岁,第二年黄巾军起义爆发。《白石神君碑》说:“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,参三条之一,兼将军之号,秉斧钺之威。体连封龙,气通北岳,幽赞天地,长育万物,触石而出,肤寸而合,不终朝日,而澍雨沾洽。前后国县,屡有祈请。指日刻期,应时有验。”把一个山神描写为将军,受到政府部门和民众崇拜和礼赞,这应该是黄巾军头领“占山为王”的榜样。

碑阴的铭文都是捐赠者的姓名,以及捐赠的金额多少,列在最前边的竟然是务城神君、李女神、石神君、璧神君,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助手的16位“主簿”和6位“祭酒”。这些政府高官,跟随、拥趸在巫婆、神汉后边,一起出资、站台,帮助白石神君庙的修建,并且把名字刻在碑阴,预示着当时的政治环境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。

张角创立太平道,经过十年的发展,在公元184年发动黄巾起义,与陈胜吴广起义、绿林赤眉起义的情形完全不同。张角不是因为自身窘迫,而是生活十分优越,有百万信众拥戴,看不惯朝廷腐败政治,打算取而代之。因此,他的政治口号是“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,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”黄巾起义引起的政治动荡,持续存在了近40年,并成为东汉政权崩溃,逐渐过渡到三国的重要因素。要说明其复杂内幕颇不容易,但是不做这样的探索就很难解释华佗、张仲景的命运,以及《汤液经》的失传。

华佗与仲景命运受影响

专家考证认为,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,华佗应该比他大20~30岁。史书《华佗传》记载:“佗临死,出一卷书与狱吏,曰:‘此可以活人。’吏畏法不受,佗亦不强,索火烧之。”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且不烧医药著作,华佗主动送狱吏的医学书籍对方竟然不敢要,或许是因“政治问题”。

陶弘景及其弟子编撰的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,“卷首有三皇像,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四神象。”该书保留着《汤液经》骨架60首方剂,由此可以推测《汤液经》也把青龙(肝)、白虎(肺)、朱雀(心)、玄武(肾)、中黄太乙(脾)放在了很突出的位置,与太平道的经典十分相似。

《汤液经》的著作体例,与《内经》重视五脏,《汉书艺文志》所说“经方家”的分类方法一脉相承,而与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有着明显的差别。《系词》说:“法象莫大乎天地,变通莫大乎四时。”天地象征阴阳,四季变化鲜明,中药四气五味等都与《河图》所标示的四神一脉相承。

陶弘景说《汤液经》的四神与二旦:“阳旦者,升阳之方,以黄芪为主;阴旦者,扶阴之方,柴胡为主;青龙者,宣发之方,麻黄为主;白虎者,收重之方,石膏为主;朱鸟者,清滋之方,鸡子黄为主;玄武者,温渗之方,附子为主。此六方者,为六合之正精,升降阴阳,交互金木,既济水火,乃神明之剂也。张机撰《伤寒论》,避道家之称,故其方皆非正名也,但以某药名之,以推主为识耳。”四神兽所代表的图形,在东汉末年与黄巾军“中黄太乙之教”有关,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象征。

张仲景讳谈《汤液经》

《三国志》说张燕等在太行山一带,自黄巾起义以来,“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,其小帅孙轻、王当等,各以部众从燕,众至百万,号曰黑山。灵帝不能征,河北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乞降,拜燕平难中郎将。”《九州春秋》也说“灵帝不能讨”;张璠《汉纪》说“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,燕遣将杜长等助瓒,与绍战,为绍所败,人众稍散,太祖将定冀州,燕遣使求佐王师,拜平北将军;率众诣邺,封安国亭侯,邑五百户。燕薨,子方嗣。方薨,子融嗣。”

皇甫谧说:“仲景论广伊尹《汤液》为十数卷,用之多验。” 陶弘景《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》说张仲景继承了《汤液经法》,却改动方剂名称,故意“避道家之称”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中,有大小青龙汤、白虎汤、真武汤、阳旦汤,先说病后说方,与《汤液经》不一样;而且不放在一起集中论述,而是错杂、散在于六经文字之间,因此看不出它们属于“六合正精”,是一个“撕碎了的残片、散落的零件”。

《汤液经》作为经方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,在东汉时期仍然十分流行,然而后来“人间蒸发”,这与黄巾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有关。张仲景在利用《汤液经》的时候,尽量避开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神兽,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之中,把它们“打散揉碎”,避免其与黄巾军以及其他道教首领有关的嫌疑,在书中的序言里只字不提《汤液经》,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动荡有着密切关系。张仲景把《灵枢》改称“九卷”,因为“灵”的繁体字“霊”与巫术、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张仲景虽然也“宿尚方术”,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,他旗帜鲜明地反对“钦望巫祝”,其中也有难以为他人体会的苦衷。

封龙山汉碑文化揭示的历史脉络,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医药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、生死相依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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